【海豚投研】為什麼老百姓收入趕不上GDP增長？_觀察

作者：陳志武

文章來源：失語者Aphasia

他山之石，僅供參考，不代表海豚君觀點。

中國的GDP這些年增長很快，但為什麼老百姓口袋裡面可以花的錢、還有實際上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狀況跟GDP的增長速度相比，總是要慢很多？

今年上半年中國的GDP的增長速度從去年的11%，下降到10.2%，很多人就害怕了。有種觀點認為中國的GDP如果低于10%，就會有更多的人失業。

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國家的标準來看，10%或者8%也是一個非常高的增長速度，在美國和一些西歐國家，每年GDP的增長速度隻是在2%左右。

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應該除以2，才能跟其他國家在同一層面上做比較。

第二個我希望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老百姓收入增長速度相對于GDP的增長速度來講往往要慢很多。

第三個問題，有種觀點認為中國GDP的增速度如果低于9%，就不能創造那麼多新的就業機會，每年就會有更多的人失業，所以我也想從公有制或者國有制對整個就業機會的影響力來談談。

一

政府、城鎮居民、農民的收入之比

我想先給大家看一組數據，把中國整個社會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第一個群體是政府，從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鎮居民是第二個群體，農民作為第三個群體。

我把中國整個社會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第一個群體是政府，從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鎮居民是第二個群體，農民作為第三個群體。

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最多？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相對來說最少？

圖１：以 1995年為起點，看各組收入累計增長的結果。淺藍色線代表政府收入，深藍色線代表城鎮居民，紅色線代表農民

我們看到，07年時國家财政稅收總體上是翻了5.7倍，如果95年的基數是100，到07年的時候上升到670左右，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時，占的份額是最多的。

城鎮居民總體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裡面翻了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總體上翻了1.2倍，如果我們把整個國家的收入看成一個大的“餅”然後分給這三個群體，政府從這個餅裡面得到的份額是最多的、農民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少。

盡管中國GDP增長速度的數值很大，但是對于城鎮和農村的老百姓來說要比政府增長慢一拍。

總體上看，12年裡國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這5.7倍的增長換算成年增長速度的話，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農村的純收入在過去的12年裡面年均增長6.2%.同期，中國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這是去掉了通貨膨脹的真實的GDP增長率。

我們可以發現，隻有國家的财政稅收以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在增長，年均16%，去年國家财政的增長速度是31%.而城鎮居民特别是農民，這兩個群體的增長速度要慢很多。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答案。

另外要強調一下，這裡所講到的收入，實際上還不包括那些資産性的收入，這些純粹是稅和費，這個數據基本反應了增量的概念。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家财政收入占整個中國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

比如去年國家财政收入是5萬1千億人民币，千億、百億、萬億都是很大的數字，聽多了以後變得非常的抽象，聽起來好像和我們自己沒有太多的關系。我為了把這些抽象的東西具體化，就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每一個普通人的人均收入來作為度量的單位。

把國家一年的财政稅收除以一個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樣可以讓我們知道，為了支持國家的财政稅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二

國家收入相當于多少“居民收入”

這裡給大家看的第一個數字是 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稅收是4937萬兩銀子，按照當時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二銀子，稍微有點技能的工匠在一個月可以拿到二兩銀子，這樣折算的話，乾隆朝廷一年4937萬兩銀子，等于是205萬個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說205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養乾隆的開支。

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财政稅收為2.5萬億美元，這2.5萬億美元，相當于8500萬美國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圖２：國家财政稅收除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如果換到中國，1978年國家财政稅收相當于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随着78年改革開放的進行、随着市場化、民營化的發展，到1995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的規模達到了最小。

在90年代稅制改革以後，把征稅的權利下放到各個地方政府和省政府，隻要各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達成一個協議，地區政府可以不受制約的推出新的稅種，或者是調整已有的稅種的稅率。

2007年，全國的國家财政稅收是5萬1千億人民币，相當于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較一下78年，我們發現現在政府的規模重新超過改革開放初期，同時也超過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大小。

圖 3：國家财政稅收除以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再用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來作為參照系數，在78年的時候國家财政稅收相當于8.5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96年的時候達到一個最低點，隻要3億8千萬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就可以支撐政府的财政稅收，但是去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3億農民的純收入。

看完這個數字很多朋友會說，所有農民加在一起也沒有12億，為什麼要這麼說？因為，在這裡不是要求13億農民放棄他們的開支，去支持政府的開支，而是說我們把整個國家的收入看成一個整數，然後在三個群體中怎麼分配。

三

百姓感受到的 GDP 增長為何縮水

我們再看一下資産性财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是怎麼分配的。據統計，差不多有76%的資産性财富還是掌握在國家的手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隻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資産性财富掌握在民間。

根據一些研究機構前幾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差不多是50萬億，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所有國有企業資産加一起是29萬億元，把國有土地的财富和國有企業資産的财富加起來，國有資産的價值差不多是79萬億人民币。

而民間的，到05年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産價值是21萬億左右。相對而言，美國政府沒有什麼資産性财富，隻有非常少量的土地。

美國那些企業、産權、資産等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年，底美國私人家庭資産的總額是73萬億美元。

假如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産，每年按照GDP同樣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長速度是11.4%，06年年底價值為79萬億人民币的國有資産增值應該是9萬億人民币。

去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是1.6萬人民币，國家的收入大概是10萬6千億人民币，這是預算内的财政稅收5萬1千億的2倍。而資産性收入加上财政稅收，大概是15萬7千億人民币，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10幾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中國的社會财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這樣的配置結構，帶來的後果到底是什麼？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的GDP如果隻按照8%、9%的速度增長，那麼中國老百姓能夠感受到增長的好處會非常少。

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間的配置結構，大家知道對于任何一個家庭來說，每年可以花的收入應該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勞動收入和工資收入；第二部分是資産性财富升值的收入。

在美國，一般資産增長的速度都是按照GDP兩倍左右的速度上漲。但是在中國老百姓享受的隻有勞動收入，資産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來。對于我們個人和家庭來說，工資的上漲是我們最主要分享經濟增長的渠道。

為什麼當中國的GDP下降到10.4%的時候大家開始擔心，因為中國老百姓資産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

在過去12年裡面中國年均GDP的增長速度是10.2%，但是農民的純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長，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或者是0.6倍左右，城鎮居民會好一點是8%，除以10.2%也差不多0.8倍。

人們不能夠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很多經濟學家講我們必須改變中國導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須通過内需的增長來帶動增長，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沒辦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費呢。

我們再看一下，政府拿到這些錢以後是怎麼花的。去年的财政稅收是5.1萬億，根據财政部公布的數據，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是6千億元，等于是國家總開支的15%，等于GDP的2.4%，分到中國人的頭上，每個人得到的開支是461塊錢，相當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我們可以和其他國家比較，美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是1.5萬億美元，占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分到美國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這是美國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很明顯可以看到，如果想要通過國家和政府的手來實現第二次分配，為民生做出更多的貢獻，實際上不需要國有資産，因為國有資産跟國家、政府在民生的項目上投資是多還是少，沒有任何決定性的關系。

有人在呼籲增長稅收，理由是要通過國有制和稅收能夠讓中國在更廣大的範圍之内實現轉移支付，但是，如果沒有對權力制約的制度架構，這些二次分配和轉移支付，隻是比較好的願望。

四

國家為何喜歡在重工業“一投再投”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資産、獲取更多的國民收入，其他的結果還有哪些。我想特别強調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蘇聯還是過去計劃經濟的中國、今天的中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非常重視重工業、制造工業，而輕視第三産業、輕視輕工業。

蘇聯當年也是這樣，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業是蘇聯最強的，第三産業發展很艱難。之所以這樣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這些資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關系非常大。

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國家通過所有制掌握生産性的财富，最後的結果肯定會重視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權和消費權的時候，最後會轉變成為對服務業，對消費者工業有更多的需求，而不會轉變成對大工業項目的投資需求。

原因是什麼呢？一旦花别人的錢，不僅僅不心疼，還需要追求效果。作為官員，一般都會把這些财富花在看得見、摸得着的項目上，這些往往是基礎設施和大的工業設施所具備的特征。

過去6年我都會帶耶魯的學生到中國看中國的公司，最讓他們感動就是寶鋼的工廠，那麼多的機械、滾燙發紅的鋼條，很了不起，那麼大的形象，看得見、摸得着，這是給學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覺得中國的制造業很厲害、很宏偉。

官員如果把錢花在看不見、摸不着的教育、醫療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見，我的領導看不見，如果這樣做對于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沒有好處，官員就不會這麼做。

外地人來參觀時，也不能說“你在這邊做市長期間帶來的變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見的“形象工程”。

但是，一個社會的增長總是靠不斷的投資、再投資，而消費跟不上，也許幾年可以，但是長期靠這個模式進行下去，到最後生産了這麼多東西由誰來買？

我們看到很多學者呼籲經濟轉型，呼籲靠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要改變、靠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也必須要有改變、靠制造業的模式也要改變，要更多的發展第三産業。

但是，四分之三的生産性财富都掌握在國家的手裡，隻要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繼續留在國家手裡，同時又有這麼多财政稅收掌握在國家手裡，必然的結果就是不斷往工業一投在投、往這些基礎設施一投再投。

這樣下去，一個國家還要靠出口市場，才能使那些投資多少有一些彙報，否則這個增長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長期靠投資怎麼能維持下去？現在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時候。

圖 4：投資占GDP之比

如圖，這個數字反映的是中國每年固定資産的投資占 GDP的比重，每年固定資産的投資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長，在1980年的時候是20%，80年以後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資産的投資占GDP51%.當然從效率上來說，實際投資的效率越來越低。

假如說去年GDP的增長速度是11.4%，我們可能會問，這11.4%有多少是來自于投資、有多少是來自于消費、有多少是來自于進出口貿易，06年有41%是來自于投資、03年的時候有60%是來自于投資，我們看到，投資對當年GDP增長速度的貢獻，波動性很大。

圖 5：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并沒有升高

如果投資效率沒有出現下滑，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應該是越來越大，但實際上我們沒有看到上升的趨勢，反而最近這幾年在逐漸下降，這就說明通過投資來帶動經濟增長的能力越來越低。

說白了是什麼意思？投這麼多錢、建了這麼多鋼鐵廠，到最後如果沒有同樣需求的增長，花出去的錢是收不回來的。

所以很多人說中國儲蓄率這麼高，但是整個社會花費很少，從某種意義上并不是中國和美國人比，我們本質上不願意消費，隻不過本來應該我們花的錢都在政府的手裡面，由政府花了。

由國家花錢帶來的後果有很多很多，還有一個後果，就是國家掌握這些财政稅收之後隻會進一步強化對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投資。

比如說06年的時候，在國有經濟中的固定資産投資差不多是8萬億人民币，而對于民營經濟做的總投資将近2萬億人民币，把兩者一除，06年的時候對國有經濟固定資産的投入是對民營經濟固定資産投入的4倍，不管是90年還是04、05年，還是現在對國有固定資産資源的投入，基本上是對民營固定資産投資的2.5倍。

五

國企對于創造就業機會的影響

為什麼有人說9%左右的GDP增長速度才能解決好就業問題，也跟國有制的關系非常大。下面這個圖讓我們看到，06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産的投入是民營經濟固定資産投資的4倍，但是所帶來就業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圖 6：新增就業機會比較

每年國有企業丢失了幾十萬到幾百萬的就業崗位，98年國有企業損失了2千萬個就業機會。

但是到99年的時候，那一年國有經濟失去了500萬個就業機會，所以不管怎麼樣，盡管在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産投入是在民營資産固定資産投入的好幾倍，但是這些投資所能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一直都是負的，每年都在減少。

而相比之下，盡管對民營經濟的投入隻有國有企業投入的1/4，但是民營經濟仍然創造着幾百萬個就業機會。如果說保留國有經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家經濟戰略安全，我覺得第一個安全就是就業的安全，通過國有經濟的安排，更加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我們看到過去十年的情況正好相反，恰好是國有經濟的投入越多，但是實際上并沒有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如果說就業機會的最大化是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恰恰要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

說中國的經濟必須按照9%的速度增長，要不然會出現失業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僞問題，如果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改變公有制，關鍵是資源配置的方向，是政府決定還是由市場決定，這是根本的瓶頸，如果這改變了，那麼中國GDP增長不需要9%也可以解決好就業的問題。

最後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問題，一個地方的權力大和小，最後決定那個地方的人收入機會更好還是不好。這個表主要是把各個地區做一個區分，北京是國家的首都，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北京GDP是最高的，僅次于上海；而省會城市又是每一個省最集中的地方；接下來是地區市；然後是縣，縣的人均GDP平均是5674，收入結構跟我們熟悉的權力結構是完全匹配，我主要是想讓大家看中間的這組數據和後面的數據，因為固定資産投資的多和少，從根本的層面上決定了各地方人收入的高和低。2002年的時候北京人均固定資産投資是15905、省會城市是9223、地區市是5137、縣是最少隻有590塊錢；另一方面是固定資産投資占GDP的百分比，也越來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