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中旬發現首例Omicron變異确診病例以來，香港這一波疫情呈爆發态勢，令人揪心。
到目前為止，香港最新單日新增确診病例已經超過1000，且連續3日在1000以上，沒有見頂的态勢。
香港處在東西方文明的交彙點，也是東西方理念沖撞的前沿。此次香港疫情爆發，折射出當前各國抗疫政策的根本矛盾，以及人類在病毒面前的無能和低效。
此外，各國抗疫政策開始僵化，被政治劫持的風險度非常之高。盡管Omicron病毒重症率和緻死率很低，但疫情的結束也許沒有那麼快。而疫情所帶來的許多經濟問題，例如通脹、低增長、貧富分化等等，仍将延續。
放到更長的時間與更大的空間尺度去看，這一輪全球疫情蔓延，增長失速，乃至大國之間政治上的摩擦龃龉，局部地緣政治危機，都是舊産能舊模式難以為繼，新産能和新模式尚在孕育的青黃不接狀态的表象。
從亢龍有悔，到潛龍勿用。之間的糾纏鬥争，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1 “清零”與“躺平”
當下全球各國，對付疫情的策略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中國為首的“清零”策略，通過行程監測、疫苗接種、核酸檢測、以及隔離觀察等方式，在全社會最廣大的範圍内實現疫情可控，乃至“清零”；而另一類是以丹麥、瑞典、英國等西北歐國家為首的“躺平”策略，不采取任何官方政府的防控措施，通過使大多數人以“感染——就醫——痊愈”的方式獲得免疫，最終實現所謂的“集體免疫”。
中國的“清零”策略從疫情甫一出現就得到了堅持和貫徹。在2020年初武漢疫情得到控制之後，中國境内再也沒有出現過疫情大規模流行的情況。使得中國的感染人數、确診病例、死亡病例在全世界範圍内都極地，近乎“不真實”。
而“躺平”抗疫的策略，最早是2020年3月由英國首相鮑裡斯在他的演講中所提出。但随後歐美疫情爆發，英國政府也開始采取防控措施，行程監控、疫苗接種、隔離觀察等。此次随着Omicron變異出現，其極強的傳播能力使得傳統隔離防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于是“躺平主義”開始再次擡頭。丹麥從2月1日開始取消所有防控措施；随後歐美國家相繼效法。
“清零主義”本着對人民群衆的生命财産負責，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因為中國有一套積極高效運轉的政府體系。但“清零”所涉及的成本開支較大——動辄涉及數百萬人的核酸檢測，對于任何城市，都是一筆不小的公共衛生開支。
“躺平主義”則是西方各國政府被疫情搞得不堪重負之後的無奈選擇。醫療系統飽和，醫護人員連續工作，封城導緻商業蕭條，居民情緒不滿等諸多因素，再疊加Omicron病例相對較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最終許多國家開始邁出“躺平”的關鍵步驟。“躺平”的極緻就是不再統計感染和确診人數，以此來僞裝歲月靜好，掩耳盜鈴。
香港，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彙碰撞的前沿陣地，其實從2020年以來香港在抗疫的方式選擇上，并沒有很明顯的“選邊”——更多的是“自然抗疫”：發現疫情，及時隔離，主動治療，積極排查。但也沒有動辄大規模全民核酸。
其實效果還可以，香港的疫情始終沒有大規模蔓延。但是，此次Omicron變異打破了香港疫情防控的脆弱體系。我們甚至不難發現，不論是西方的“躺平模式”還是中國的“清零模式”，對香港都不太管用。
如果徹底躺平，以香港高度密集的人口密度和極度頻密的出行與社交頻率，相信用不了多久全民就會都感染一遍，醫療系統飽和甚至過載，在所難免；如果采用“清零”策略，對于香港這個極度依賴人口流動往來的國際港而言，經濟活動停滞，會陷入衰退。
既不能躺平，又很難清零，其實如何對付疫情，最高效的方式，恐怕要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微妙的平衡點。
這其實折射出一個更本質的問題，那就是：想要真正戰勝新冠病毒，各國之間、各種模式之間，應該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割裂、彼此指責。
2 非典型通脹
病毒對人類的攻擊是無差别的。然而疫情來襲，人與人之間的差别卻被無情地放大。尤其是貧富差距。除了疫情，洶湧的通脹也使得疫後的經濟複蘇顯得無比脆弱。
2月10日，美國公布1月份通脹數據，其中CPI同比增長7.5%，創40年新高；上一次錄的如此高企的CPI還是1982年。而PPI同比增長9.5%，創11年新高，上一次是2011年。
通脹令人捉摸不透。
很多人認為通脹的成因是貨币超發（俗稱“放水”）；這實在是一個誤解。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都在劇烈放水，美國奧巴馬政府7000億美元救市，中國政府4萬億财政支出：這些都沒有引發通脹。
此次疫情爆發以來，2020年3月美聯儲承諾提供“無限量”流動性，歐洲央行緊急批準7500億歐元的救市資金，中國也是降準降息各種手段用到足——但仍然沒有通脹。
通脹真正開始擡頭并愈演愈烈是在2021年下半年。當2021年4月美國CPI第一次跳漲到4.2%的時候，美聯儲還在信誓旦旦“通脹是暫時的”。
既然貨币超發不能引起通脹，那麼引起通脹的因素是什麼？
這要回到通脹的本質。通脹的本質就是消費品價格上漲；而價格的決定因素，無非是供求兩個方面——供給減少，以及需求增加，都會導緻價格上漲，進而引發通脹。
貨币超發導緻通脹的邏輯，在傳統經濟模式下是成立的。因為貨币代表購買力，也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需求”——需求增加，價格上漲。但是自2008年之後這個模式被打破了，因為在“量化寬松”的模式之下，代表過剩購買力的貨币，被大量金融資産所吸收——美國的股票、中國的房子、日本的國債——這些蓄水池容納了多餘的貨币，使得這些多餘的貨币不再形成購買力，進而推高物價。因此2008年之後，盡管貨币超發到了令人恐懼的程度，但物價仍然躺在地上起不來。
所以，這一次引發通脹擡頭的因素仍然不是需求增加（貨币超發），而是供給減少，以及供給阻斷。
供給阻斷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貿易的、國際關系的、還有地緣的。2021年3月蘇伊士運河堵船，歐洲貿易阻斷，物價飛漲，許多西歐國家“一紙難求”。這隻是冰山一角。自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争端，到後來的中美科技争端，去年“芯片戰”使得許多行業“缺芯”愈演愈烈，芯片價格上漲，進而傳導到終端價格。疫情原因導緻許多國際貿易停運，貧富分配不均導緻多國碼頭工人罷工、曠工罷工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林林總總，或導緻供給收縮，或導緻供給阻斷，最終傳導到終端價格上，就是通脹。說到底，此次通脹擡頭，根本原因是世界經濟高速發展40年所形成的種種“富貴病”。全球化走到亢龍有悔，必然是逆全球化大舉反攻。
因此，此次通脹是結構性的，并非由貨币超發引起；要打通政治上的、貿易上的、國際關系上的諸多“阻點”，重新“捋順”經濟全球化，才能夠從根源上馴服通脹。通過貨币緊縮來企圖克服通脹，也隻是緣木求魚。盡管如此，但面對通脹的來勢洶洶，人類目前的工具，貌似有加息縮表這一條途徑。
3 巨輪調頭
與通脹擡頭相伴随的，是全球經濟增長失速。
IMF近日再次下調全球增長預期。IMF預測全球GDP在2022年隻有4.4%，較之前預測的4.9%下調了0.5個百分點。其中預測美國2022年GDP增長為3.9%，中國為4.8%——對此，國内分析師關于“是5%還是5.5%”的争論，似乎顯得沒有意義。
經濟失速的情形，在2021年已經出現。2021年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一部分是來自中國，而中國的壓力則來自地産下行。可以說，中國房地産牽動着全世界的神經。
房地産是中國的支柱産業，也是過去20年以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動力來源。自2020年下半年地産監管的“三條紅線”準則出台之後，房地産行業開始步入下行周期。2021年下半年，許多房企的現金流出現問題。像恒大、奧園等公司先後出現違約。
房地産行業的寒冬延續到今年開局。從1月份的成交數據來看，29個城市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積同比下降46%，環比下降37%。其中二手房面積同比下降45%，環比下降5%。與去年此時相比，可謂冰火。
此外，許多行業級别的監管新規政策，令投資者與企業家找不到北，例如教育“雙減”打擊教培行業，幾乎團滅；醫藥集采使得藥企利潤光輝不再；青少年網絡遊戲防沉迷也打擊了許多遊戲公司；互聯網反壟斷讓“大廠”們度日艱難，不得不裁員應對。如此種種，降低了企業家與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人們的投資變得保守，裹足不前，使得經濟活動的動能減弱。
自去年12月開始，中國央行的貨币政策開始轉向寬松。降準，MLF降息，LPR降息，還有TMLF、支小再貸款等貨币政策工具開到十足。而1月份的國務院發布會上，央行副行長劉國強先生更是提到“三大發力”——充足發力、精準發力、靠前發力——支持經濟的意圖溢于言表。
本周四發布的中國1月份社融數據也反映出了這一趨勢。今年1月社融規模增長6.17萬億元，人民币貸款增長3.98萬億，M2同比增長9.8%。這些都是好的兆頭。然而社融增長中政府債券占了大頭，企業融資中票據和短期貸款遠高于中長期貸款，居民更是短期和中長期貸款雙降，以及M1和M2剪刀差擴大——這些現象都反映出企業居民信心不足。
此前，盡管多為省部級領導幹部都聲稱“房地産是中國最大的灰犀牛”等等，但是也有不少人堅持認為房地産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産業，要規範發展，不能一棍子打死。
近日，一則消息在網上低烈度傳播，是關于“全國性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辦法”的出台。此消息被市場解讀為關于房地産市場的監管步入正軌，由“打壓”轉向“規範管理”的轉折點。利空出盡。多家房地産公司的股票連續漲停。
但是，站在更大的視角去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40年，全國範圍内城鎮化率已經高達64%，部分東南沿海地區城鎮化率已經與發達國家持平；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未來，即便政策不對房地産行業實施壓制，這個規模高達18萬億的行業，也難以再像從前提供經濟增長的核動力。
4 亢龍有悔
疫情、通脹、經濟放緩，都是全球經濟病的表現，而病根是肇始于80年代的全球化以及中國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經濟周期走向終結，難以為繼，與此同時新的産能與模式尚未興起，青黃不接。
現代發展經濟學大師熊彼得主張的“颠覆式創新”（disruptive creation，也叫“破壞性革新”），其核心理念，就是通過技術進步，不斷“冒出”新的行業、公司、以及商業模式，去“颠覆”已經存在、坐大、壟斷的舊的行業和模式，這樣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
舊産能發展到極緻，難以為繼，就像現在的房地産與互聯網，乾卦中“上九”卦所雲：亢龍有悔。然而舊産能不會自動出清，新産能也不是喊喊口号就“冒出來”，所以颠覆式創新的過程是痛苦的，甚至是暴力的。這個過程就像周易坤卦中“上六”的卦文：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未來，經濟向綠色環保、高科技、高智能的方向轉型。這一道坎，繞不過，也躲不開，必須邁過去。中國人對此的覺醒，可以說從2018年中美科技争端已經開始，從2020年制定房地産“三條紅線”就是開始付諸實踐。2021，全年與之；2022，仍将是全力以赴。
全世界都在這個大趨勢之下。像2021年四季度Glasgow氣候峰會之上，全球100多個國家簽署了“碳達峰”與“碳中和”的軍令狀，時間大體上在2030和2060之間。全球經濟都在面臨與舊産能的揮手作别以及孕育新産能、新模式、新機遇。
新舊交替的迷茫與混沌之際，作為個人，作為投資者，認清大趨勢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