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中國，範蠡的研究逐漸成為顯學。這背後有三方面深刻的原因。
第一，中國經濟經曆了40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随着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增長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緩；未來的前景在何方，困擾着中國的企業與個人。第二，近年來企業家成為“高危行業”，企業因為觸碰政治風險而遭受打擊的情況頻繁發生；未來，政企關系将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多方智慧的合力。第三，時至今日，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他們如何傳承自己的家業？或者講得更透一點，值得傳承的究竟是什麼？是财富，是廠房，還是人脈，抑或是理念和價值觀？
面對這些靈魂深處的痛點，中國開始從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營養，人們很自然地想到了古人中的楷模——集“農商政”于一身，被稱為千古第一完人的——範蠡。
人們之所以學習範蠡，不僅在于他能夠穿梭于政治、商業、農業之間，遊刃有餘，仿佛一位不倒翁；也在于他的能力與自信，曾經三度散财，三度聚财，三次白手起家，然而每次都成功地創造了一番事業；更在于他的誠信與擔當，越王勾踐被迫為吳王夫差做奴隸的時候，範蠡不畏艱難相随；晚年的範蠡在齊國經商，遭遇大旱的時候主動用自己的财産接濟窮人，幫助窮人度過難關。
但是不得不指出，當前對範蠡的研究，往往過分拘泥于史料，而缺乏站在春秋後期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下的系統性分析。缺少了這種分析，你會發現範蠡的許多思想其實不知所雲，例如他的“十一逐利”、他的“三八價格”、甚至他的六字箴言“持盈定傾節事”。
這篇文章，旨在通過曆史縱向對比，與中西方橫向對比，來真正揭示範蠡在當時中國環境下的特殊性與可貴性。以實現拓展範蠡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有了這樣的視角與态度，才可以真正使範蠡研究，為解決今天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提供有益的線索。
治國奇迹
現在，許多人将範蠡的智慧框限在一些簡單的經商經驗中，例如将“十一逐利”（隻賺取10%的利潤）作為經營的教條，或者将“待乏”的思想（即夏則資皮，冬則資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看做“逆周期操作”——這些其實是對範蠡的稚化。
範蠡的思想穿越千年，可大可小。例如範蠡在處理政商關系方面的做法，其實折射出的今天許多龐大的企業巨頭面臨的困境，而他們的出路，仍然可以從範蠡的思想中尋找智慧。
其實範蠡的思想，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道法自然”——萬事萬物，都有它自身的規律，人應該做的是順應規律，而不是與規律掰手腕，逆勢強為。
舉個例子，在夫椒之戰後，越國幾乎被吳國消滅，一窮二白。然而二十年之後，用史書上的話來說，叫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其實如果我們站在近現代的角度去細品這個事情，二十年時間，越國從一個戰敗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到能夠消滅隔壁一個跟自己人口、技術實力、軍事力量差不多，甚至比自己國家還要強大一點的鄰國吳國。這是一個什麼情況？不妨與近現代做個對比。
德國，在俾斯麥完成統一（1871年）到有實力向法國宣戰（1914年），用了43年。德國挑戰英法的歐洲秩序，最終失敗了。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1869年明治天皇遷都東京為一個标志）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争（1894年），經曆了25年。日本挑戰清朝中國，成功了。甲午戰争清朝戰敗。
放回到春秋時期，越國能夠在20年之内，從戰敗國的一個爛攤子，發展到國富兵強，一鼓作氣幹掉了吳國。而且當時的吳國從人口、技術實力、以及兵力來講，都比越國要高一個Level。——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迹。
把這個奇迹歸結為“卧薪嘗膽”，其實是對曆史的稚化。這絕對不是“卧薪嘗膽”能夠實現的一件事情。況且當時春秋晚期，齊楚晉這三大霸權是非常強大的，對于越國這個弱小偏遠的國家，如何在霸主的夾縫中生存下來，發展壯大——是一個很困難的政治課題。
克服困難，完成這個奇迹的，當時在越國主政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文種，一個是範蠡。
從後來範蠡離開越國之後的兩次經商的經曆來看，範蠡特别擅長從零到一，白手起家。而在越國主政，二十年滅吳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的“從零到一”，或者叫“白手起國”。
歸結來看，比較重要是兩件事：一是生育，二是生産。其中生育尤為重要。在農業社會，人口和土地就是一切生産力和生産資料。
勾踐與範蠡被吳王夫差放歸越國之後，采取了積極鼓勵生育的措施。
據《國語·越語上》記載，句踐下令壯年人不得娶老婦，老年人不得娶年輕妻子；女子十七歲不出嫁，男子二十歲不娶妻，他們的父母有罪受罰；婦女臨産時要向政府報告，政府派醫生守護，确保母子平安；生下兒子，政府獎給兩壺酒、一條狗，生下女兒，政府獎給兩壺酒，一頭豬；一胎生兩個孩子的，政府供給糧食，一胎生三個孩子的，政府供給乳母。這套人口政策使越國人口有了很快的增長。
對于兵源，越國實施的是一戶一丁的措施。也就是說每家都要貢獻一個成年男子參軍。越國滅吳之前人口大緻達到了80到100萬，按一家五口人來計算，則兵力大概在16-20萬上下。所謂“三千越甲”隻是一個文學性的表述。同時期吳國的兵力是25-40萬。
二十年之内實現富國強兵，放在任何時期，任何國家的環境下，都不得不說是奇迹。促成這個奇迹的，是範蠡的道家思想，道法自然，與民休息。這一思想，戰國後期的另一位大商人呂不韋，也有類似表達。在《呂氏春秋》中有這樣一段話：“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撄者，為天子。”穿越千年，這些思想與近代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思想類似，政府應當做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競争的環境，而不要去幹預經濟。
所以，如果說越國二十年滅吳使奇迹，不如說是經濟學基本規律的奇迹；而範蠡則更多的是遵從了這一規律，所以幫助越國實現了奇迹。
商人為政
把範蠡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另一位商人呂不韋對比，可以得出許多有趣的東西。如果将範蠡和呂不韋等春秋戰國時期的商人，與歐洲文藝複興以來直至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商人，做一個集體對比，那麼可以得到的東西更多，更有趣。
先說範蠡和呂不韋。
首先，範蠡和呂不韋都是商人，都很能賺錢。這不用多說了。但是在“商人”這個身份層面之上，兩個人開始分道揚镳。範蠡自從幫助越王勾踐成功消滅吳國之後，對政治可以說是一直退避三舍，敬而遠之。相反呂不韋則利用商人的身份，參與政治，甚至是去妄圖去影響政治。
在呂不韋與他父親的一段對話中，看出了他把投資于政治和投資于土地和貿易等同起來。
耕田之利幾倍？
十倍。
珠玉之赢幾倍？
百倍。
立主定國之利幾何？
無數。
在呂不韋看來，投資于政治，與投資于農業和貿易一樣，是一項投資，是可以通過成本收益的公式去計算的。
這可以說是呂不韋的精明，也可以說是呂不韋的天真。縱觀中國古代，商人與政客的合作是存在的，但是商人影響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麼歐洲的情況呢？法國年鑒派史學家布羅代爾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反複表明了一個觀點，即資本與土地貴族之間的關系，主導着歐洲近代史，也就是自文藝複興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五六百年的時間。
歐洲陸上大國之間持續的慘烈的土地戰争，使得每一個君主都陷入了巨量債務之中，因而不得不向當時的資本家族借款，文藝複興時期的美弟奇、工業革命後的羅斯柴爾德等家族，都是這樣的資本家族。
歐洲近代的主權戰争，雖然初期和早期是資本家族支持之下，有點代理人戰争的味道；但是随着戰争和沖突的升級，到20世紀，歐洲列強之間的戰争形勢已經是“總體戰”——這有點像戰國結果的時候秦發起的對六國的“滅國戰”。這個時候任何資本都無法左右戰争的發展，相反戰争會摧毀大量資本。
類比春秋戰國時期，情況類似。當時邯鄲城的大商人呂不韋而言，支持一個落魄王孫回國，做得到；支持秦國發動對六國的戰争，想都不要想。對于範蠡時期而言，越國的國力提升，最終消滅吳國，依然靠的是制度改革，而不是一家一姓的财力支持。
這大概就勾勒出了封建時代下，人類文明最複雜的兩大區域——東亞和西歐——的資本與權力的關系。資本可以支持政治，甚至影響政治，但最終的大趨勢是政治把資本甩掉，甚至反過來拿資本開刀。
回到範蠡。
與其說範蠡離開越國是對君臣關系的洞悉，倒不如說他是對政商關系的深刻體會。他到了齊國，勤奮經營，在蓬萊一帶發展海洋經濟，很快就實現了緻富，也因此出了名。于是齊王讓他去做相國——範蠡做了一段時間，然後很快就挂印封金。範蠡給出的理由是：久居高位不祥。
但如果我們考察對應時期的齊國曆史，我們會更加清楚範蠡去齊的大背景。在當時齊國的公族之間互相殘殺，普遍衰落——而齊國的卿大夫階層正在崛起。後來發生了士大夫階層中的“田式”推翻了齊國公族（齊僖公）的統治，取而代之，史稱“田氏代齊”。後來許多國家都發生了類似的事情，例如晉國的“三家分晉”等等。因此，如果範蠡繼續在齊國出任國相，則必然會卷入公族之間的鬥争，甚至會被正在崛起的士大夫階層消滅。
範蠡的人生軌迹，折射出中國政商博弈的曆史秘密。
持盈定傾
範蠡的哲學思想，概括核心就是六個字：持盈，定傾，節事。
這三個古奧的詞語，翻譯到今文就是：持續增長，改革糾偏，節欲樸素。其中第三點，與範蠡身上濃郁的道家思想内核密不可分。而前兩天，對于面對和處理當今中國的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範蠡所處的年代，是人類曆史上的軸心時代——東西并舉，思想家輩出。東方有諸子百家，儒道法墨；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而當時，儒家思想并沒有一統天下成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态。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範蠡的身上有儒道法墨綜合的思想。史料中記載，範蠡的老師曾經是老子的弟子；所以範蠡也可以算是老子的在傳弟子。
儒道互補的思想，使得範蠡很好地把握進退的分寸，能夠适應大環境最初正确的選擇。不像許多後世儒家官僚，“忠”字當頭，一味冒進，最後也未必能夠取得什麼成就。
此外，站在長期的角度來看，隻有“曉得進退”，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對于當今中國企業家群體來講尤為重要。中國經濟增長已經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長，許多企業發展已經來到了瓶頸期。這個瓶頸不僅是自身發展的瓶頸，也是市場瓶頸，制度瓶頸，社會瓶頸，人才瓶頸，以及技術手段的瓶頸。
這樣的條件下繼續追求高增長就會出問題，就好比一輛高速公路上行駛時速160km/h的小轎車，繼續轟油門提速就會不穩。這個時候需要以退為進。《周易》講叫做“亢龍有悔”。
2021年，兩個“亢龍有悔”的行業，無疑是互聯網和房地産。其中互聯網遭遇行業瓶頸和社會瓶頸。行業瓶頸來講，例如BAT之一的騰訊，其旗下即時通訊App微信的注冊用戶量已經超過12億人，接近中國人口總數；刨去兒童和無法正常讀寫的老人以及殘疾人，中國的人均微信賬戶數量已經超過1個。是名副其實的“國民應用App”——但是一旦達到這種數量級，它的很多投資邏輯已經悄然發生改變。
首先是增長性已經不存在，增長空間局促。甚至不是一個客觀問題，而是主觀問題。一方面是市場達到飽和，另一方面，可以說騰訊的流量入口極度依賴微信以緻于其它新穎形式的App無法從其體系内部脫穎而出，實際上是一個對内壟斷的狀态。
其次是效益與公平的權衡。當一家企業的用戶是全體國民的時候，這家企業必須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做出取舍。很多人會說，我有13億的用戶，那麼的對每個用戶收1元，我就是13億的營收。但是當你用戶數量達到13億的時候，你會發現，你不可以對每個人收1元。有無數雙眼睛盯着你，你要講社會效益，要共同富裕。
這些都使得互聯網企業的不論是股價還是商業模式，都在今年見頂。政策對他們從扶持支持到打壓。從竭澤而漁到亢龍有悔。
房地産的邏輯就更加赤裸裸了。房價這麼高，使得中國的年輕人對生活放棄了追求，躺平主義盛行，這種殺雞取卵的發展邏輯，必然行不通。
這個時候，我們會看到範蠡的“持盈”和“節事”的思想就非常寶貴了。不賺最後一個銅闆，增長有節制，保持增長的持續性。
說完“持盈”和“節事”，下面說說“定傾”。
定傾，在我看來講的是改革——也就是說，如何做到“持盈”，需要靠“定傾”——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通過改革來維持增長的可持續性。
這對于經營企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就是一輪輪的改革，産業機構升級，才有今天的經濟實力與世界地位。如果沒有改革，許多企業現在還在做“三來一補”業務；保持改革精神的企業，才能夠有“第二增長曲線”甚至“第三增長曲線”。
結語
範蠡研究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顯學。但對範蠡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史記》、《國語》等正規史料以及《越絕書》、《吳越春秋》等野史雜聞中；鮮見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把範蠡的行為與思想，放回到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下，去發掘範蠡的可貴性。
如果我們不把曆史人物放回到曆史，那麼我們就無法得到對現在有用的結論。正如目前對範蠡的思想概括，仍然停留在“十一逐利”、“三八價格”等小兒科的東西上面。這實在是對範蠡最大的誤讀。
所以，本文希望開啟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角度，去拓展範蠡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古為今用古生今。删繁就簡三秋樹，标新立異二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