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邱豐梅在香港召開的一個行業會議上第一次認識公衆環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主任馬軍，當時他在台上講解綠色選擇聯盟。邱對這個項目非常感興趣，身為耐克公司的政府和公共事務總監，她覺得這個項目對于供應鍊環境績效的改進，推進透明度都非常有用。
“這是對的事情，所以我們就去做了。”就是這樣的機緣，邱豐梅從那時就決定跟馬軍的團隊合作，通過大數據檢索品牌供應商的環境違規記錄。
十餘年間，在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努力下，中外品牌合力推動了超過25000在華供應商公開披露和改善環境表現。随着《巴黎協定》的簽署，雙碳目标的制定，環境信息公開逐漸從污染防治擴展到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領先企業已經開始利用基于大數據和互聯網的創新解決方案，開展高效的全價值鍊碳管理，推動供應鍊綠色低碳轉型。
盡管如此，馬軍指出，仍有一批供應鍊能源消耗大、範圍3排放（注：見文末注釋）占比高的企業，亟待兌現應對氣候危機的承諾，推動供應商測算并公開披露排放數據，更加實質性地追蹤溫室氣體減排進度，以逐步邁向零碳供應鍊。
綠色供應鍊行動
IPE是一家在北京注冊的公益環境研究機構，緻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政府和企業公開的環境信息，整合環境數據服務于綠色采購、綠色金融和政府環境決策。2018年起，IPE開始與多方一起推動企業碳信息的公開披露，将全價值鍊的減排以及綜合進展置于社會監督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公衆監督，通過更多實質性的氣候披露，推動企業承擔減污降碳主體責任，遏制氣候‘漂綠’（Greenwashing，一種企業虛報環境責任的粉飾手段）。”馬軍說。
耐克是最早把供應鍊的工廠向公衆公開的品牌之一，因此很早就體會到了信息公開對于供應鍊環境績效提升的作用。“在參加綠色供應鍊項目後，我們供應鍊每年的不合規記錄逐年大幅降低，到現在（違規記錄）已經是個位數，而且不合規的方面都100%得到了改正，這充分說明了信息公開的巨大推動作用，其中關鍵就是信息透明。”邱豐梅說。
十多年過去，邱豐梅說她和團隊很榮幸能夠跟中國的環境組織合作，推動綠色供應鍊建設，供應商的信息披露延伸到了供應鍊上遊，不僅包含法律規定的環境信息，也包括節能減排等超越合規的氣候行動指标。
此外，鑒于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耐克制定了科學碳目标（SBT），即到2030年将範圍3排放量減少30%，并推出了供應商氣候行動計劃（SCAP），鼓勵供應商制定全公司層面的長期氣候緩解計劃來戰略性地應對氣候變化。
“信息公開極大地提升了供應鍊的管理效率，很多企業和品牌都在用大數據的形式對供應商進行動态評估。在信息公開的助力下，形成了一種政府、企業和社會公衆多元共治的良性互動局面。”馬軍說。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社會學研究室主任陽平堅指出，在雙碳時代，所有的企業不管是大企業、小企業，不管是國際品牌，還是給國際品牌做支撐的供應商，都要把承擔環境責任、氣候責任作為自己的主體責任，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政府要我做，推着我做，而是要把它當作一個提升競争力，能夠在未來綠色低碳轉型競争中取得優勢的主要方向。
氣候信息披露，遏制“漂綠”
為應對嚴峻的氣候挑戰，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溫控目标，全球近150個國家和地區已做出碳中和承諾，近千家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做出碳中和承諾。然而，馬軍發現，減排承諾的快速增加，與巨大減排差距形成鮮明反差。
“2018年之後，很多企業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他們綠色供應鍊推進的方向，供應鍊脫碳現在是最關鍵的一環。”馬軍說，一些領先企業已經開始利用基于大數據和互聯網的創新解決方案，開展高效的全價值鍊碳管理，推動供應鍊綠色低碳轉型。但盡管如此，仍有一批供應鍊能源消耗大、範圍3排放占比高的企業，亟待兌現應對氣候危機的承諾，推動供應商測算并公開披露排放數據，更加實質性地追蹤溫室氣體減排進度，以逐步邁向零碳供應鍊。
同時，歐盟今年推出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一些行業聯盟、科研機構、環保組織都在陸續積極引導企業開展産品碳足迹公開披露，或者環境産品聲明的公開披露，并且一些組織在積極的參與産品生命周期排放因子的研究，以及産品碳标簽的更新及标準的建立等等。
亞馬遜雲科技“碳數據湖”解決方案指南
“一方面我們看到超過半數已經發布目标的企業還沒有披露目标的完成進展，另外我們通過分析供應商實際披露的減排目标，當前大部分的供應商企業在目标設定以及落實企業行動這兩個維度上，能力尚且不足，還需要龍頭企業以及品牌客戶推動和支持。”朱紫琦說，希望供應商企業能夠先加入到氣候行動中來，通過減排行動逐漸落地，一步步提升“氣候雄心”。
邱豐梅指出，當前品牌共同面臨的挑戰，即在做供應鍊管理的時候，越往供應鍊的上遊單個品牌的影響力就越弱，這時就需要品牌、行業，包括環保組織、政府多方協力推動環境績效的改善。
“喊口号很容易，”毛濤說，“當前很多企業提出了零碳供應鍊的目标和時間節點，但是怎麼實現還是很模糊的，需要抓住重點，從一級供應商一級級地往上推，最終能夠實現整個供應鍊碳排放量的下降，最終實現近零排放。”
據朱紫琦介紹，目前已經有33家中外企業與IPE一起合作，共同推動了超過2000家供應商企業公開披露其年度的排放數據以及氣候目标，這些企業最近一年範圍1、範圍2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達到了5600餘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一些企業也正在推動供應鍊碳管理向上遊延伸，推動供應商自主開展供應鍊碳管理。“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公衆監督，通過更多實質性的氣候披露，推動企業承擔減污降碳主體責任，遏制氣候漂綠（Greenwashing，一種企業虛報環境責任的粉飾手段）。”
朱紫琦倡議多方推動企業碳信息的公開披露，将全價值鍊的減排以及綜合進展置于社會監督之下，同時也需要完善碳數據核算以及披露标準，并提升産品碳足迹的核算效率，攜手推進供應鍊的零碳進展，助力全球氣候目标的達成。
注釋：
範圍1排放：企業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
範圍2排放：企業外購電力、供熱/制冷，或蒸汽自用而産生的間接排放量。
範圍3排放：除了範圍2以外的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圍3的排放是一家公司活動的結果，但并不是産生于該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例如，開采和生産采購的原料、運輸采購的燃料，以及售出産品和服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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