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投資于對自然可持續的的公益活動，并且公衆平台進行呼籲，我們就可以節省自願碳市場最初有價值的東西，同時真正做對自然有利的事情。
自從“碳中和”一詞首次出現以來，成千上萬的公司已經發布了報告和戰略，概述了他們計劃在幾年内抵消碳排放的多種方式——其中植樹是被認為最直接有利于碳排放的抵消選擇。
然而，正如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為碳排放付費從來就沒有争議。但是最近，許多人質疑是否種植了這些樹。基于購買相當于排放量的抵消信用的“碳中和行業”正陷入一場危機，讓人隐約想起它本應幫助解決的氣候危機。
當碳中和熱潮開始時，它讓人感覺大膽且具有開創性
1988年， 聯合能源服務公司和世界資源研究所推出了第一個抵消燃煤發電廠排放的項目。1997 年，超過150 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京都議定書》 ——一項旨在限制或減少溫室氣體 (GHG) 排放的國際條約。排放交易是該條約的三大核心機制之一——碳成為國際公認的商品：碳市場誕生了。
20 世紀 00 年代初，包括Sky Media 和 Google 在内的大公司成為首批抵消排放或實現碳中和的公司之一，引發了公司宣布雄心勃勃的目标和目标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這些先驅者中的許多人都是可信的，并緻力于将大量資本從富裕國家的污染行業轉移到貧窮國家的基于自然的項目。據報道，自願碳市場已向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的國際項目投入了超過50 億美元，從為當地社區提供清潔爐竈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從很多方面來說，碳補償是一種重新分配資本的嘗試，而不僅僅是碳的分配。
但是，從那以後的幾年裡，我們了解到這并不是碳的真正作用原理。根據我們的遺産，“允許污染”不再可行。與其他可持續發展領域一樣，多年來，許多誠實且善意的重新分配排放的嘗試已成為企業綠色環保努力的絕佳素材。
例如，雖然碳抵消承諾為較貧窮國家帶來經濟利益，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卻使土著社區長期遭受剝削 。市場缺乏透明度還導緻了十多年曆史項目的過時抵消額的出售，否則這些項目就沒有資格在大多數商品交易所進行交易。
光鮮亮麗的抵消市場如今卻變得更加黯淡，但重要的是要記住碳中和概念的力量：
1、公衆了解氣候行動的必要性，并希望企業采取更多行動。 這種認可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才建立起來；對于許多各種規模的公司來說，消費者的認可會激勵他們投資抵消。這都是自願的——并且需要商業案例。
2、當碳抵消項目尊重當地的知識和權利時，它們确實可以為人類和自然帶來巨額資金。 例如，據報道，Carbon Tanzania與哈紮人合作的項目在運營的前七年中，估計平均每年捕獲 22,000 噸 二氧化碳，為社區帶來了近 500,000 美元的收入。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認為我們應該放棄抵消或碳中和
有些人可能會接受市場的毀滅，因為洗綠的風險和許多抵消計劃的質量差是比失去積極影響更大的問題。但這樣做将切斷大量資本流向造福人類和自然的項目和計劃。我們确實在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方面有可行的選擇，包括自然恢複和再生農業。
目前唯一可行的選擇似乎是“自然積極”。這一想法始于要求各國政府到 2030 年采取緊急行動阻止自然喪失，從而對自然産生積極影響，最終 190 多個國家在 12 月的COP15 上 做出了相應的承諾 。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正在意識到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為氣候危機提供了可行且有利可圖的解決方案。過去五年，自然氣候解決方案已獲得210 億美元的投資。
關于“自然積極”的定義存在一些争論。正如牛津大學生物學教授EJ Milner-Gulland 去年年底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已經開始感覺，任何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數量增加生物多樣性的行動都可以被稱為自然積極的，這種趨勢必須被抵制。”
最終，自然積極的概念旨在通過積極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恢複和恢複力來解決生态系統退化問題。該方法超越了保護工作，強調生态系統恢複、生物多樣性保護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到2030年對自然有利的目标旨在與可持續發展目标 （SDG ）和《巴黎協定》中概述的氣候目标和諧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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