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自象限
作者：自象限編輯部
從聯合國在2004年提出ESG至今，已經過去了20年。
對于ESG來說，2023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正如古代男子從“束發”到“及冠”，标志着從青年走向成年，ESG也在這一年，開始蛻變、走出分化、面臨選擇。
隻是這種蛻變，在國内和國外，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
在國内，ESG終于在2023年從一個晦澀的概念開始逐漸走入大衆語境。整個2023年我們會明顯感受到，行業裡ESG相關的活動開始明顯增多，媒體也開始更多報道企業ESG的相關進展，企業也更主動地宣傳自己在這方面的工作。
從數據上看，2023年國内滬深300指數成分股中有90%都披露了ESG報告，而在金融、公用事業、能源這類行業，披露比例更是達到了100%。這一變化背後的潛台詞是：中國企業的ESG工作在2023年終于開始走向成熟，不僅可以接受市場的檢閱，更能夠在更大範圍内給企業帶來效益。
但在美國，ESG的遭遇卻截然不同。甚至我們可以說，2023年是ESG理念提出以來遭遇的一次最大的滑鐵盧。
據晨星公司的數據顯示，2023年下半年，美國市場一共隻推出了6支ESG基金，與上半年55支相比，呈現出斷崖式下跌。除此之外，整個2023年，比如這一年，美國南部37個州的共和黨議員曾提出共計165項“反ESG法案”（最後大多沒有通過）。華爾街日報也寫出“ESG已經成為美國企業界最新的髒話”這樣的報道。
在美國，ESG正在被迫經曆着一場由英雄到惡龍的轉變。而在歐洲，ESG雖不像在美國一樣備受争議，但也同樣面臨更加嚴格的監管。
整個2023年，歐洲相繼頒布《可持續金融信息披露條例》（SFDR）、《歐洲可持續報告标準》、并啟動綠色協議工業計劃等法律和措施，旨在規範ESG相關行業的發展。
事實上，自2004年提出以來，ESG一直試圖通過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這三個維度，以幫助企業建立可持續的經營方式，最終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積極意義。這種理念，特别是在20年後的今天，在全球變暖，極端天氣頻發，南北差異和貧富差距持續增大的背景下，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但問題在于，當ESG在國外蒙眼狂奔了20年之後，大家卻開始逐漸質疑，ESG到底是不是一個正确的路徑，特别是随着ESG實踐過程中諸多問題的暴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自己本身是否可持續，反而成為了2023年ESG正在面臨的靈魂拷問。
2023年，從國内國外兩種完全不同的溫度來看，ESG不隻是從青澀走向成熟，它更走到了一個“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一、美國，從擁護到反對
事實上，從美國到歐洲，ESG在全球範圍内面臨的質疑并不是2023年才開始的。
早在2022年的時候美國可持續基金的資金就已經在大規模流出。這一年的一個标志性事件，是馬斯克因為特斯拉被踢出标普500ESG指數而在X平台上怒噴“ESG是一場騙局”，企業ESG評級是“魔鬼的化身”。
馬斯克認為特斯拉作為推動全球能源變革的領軍企業，為全球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但标普500 ESG指數的主管瑪格麗特·多恩（Margaret Dorn）卻認為，雖然特斯拉在推動能源變革方面有突出貢獻，但它在碳排放策略、商業行為規範等問題方面缺乏細節公布。
我們無法評價馬斯克和多恩誰更正确，但卻可以看出，ESG的審核标準不僅複雜，同時也具有非常強的主觀性，而這成為ESG在全球面臨挑戰的一個直接誘因。
但美國的問題其實更加複雜，因為它涉及到美國的文化、能源轉型和兩黨之争等多種原因。
比如在能源領域，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氣生産國，同時光電、锂電等新能源也高度發達，在激烈的能源競争背後，ESG被新能源用來打壓傳統化石能源，也同樣面臨着傳統能源企業的抵制和反擊。
同時，美國的社會文化多樣且複雜，男女平等、族裔平等、膚色平等等社會議題也尤為尖銳，許多團體借着ESG的理念，以追求平等的名義來獲得特權，也引起更多人的反對。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兩黨也深入到支持和反對ESG的陣營中，比如美國主要的化石能源産地大多是共和黨的勢力範圍，而共和黨同時又是保守派，對男女平等，族裔問題，膚色平等等議題上，也和拿着打着ESG大旗的民主黨針鋒相對。
所以，從經濟利益到政策理念，美國的ESG問題，最終升級為兩黨之争，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影響政策。
2022年到2023年，美國18個州共計通過了36項反ESG法案，這些法案将在投資決策中考慮ESG風險和機會的銀行、投資管理公司列入黑名單。
比如在美國佛羅裡達州，他們的州長2023年3月聯合了美國其他18個州，反對美國勞工部在2022年通過的“允許在退休金計劃中提供氣候相關資金”的規定，并從投資有ESG基金的資産管理公司撤資。5月，佛羅裡達州又頒布了全美最嚴反的ESG法律，禁止國家養老金資産的投資考慮“任何社會、政治或意識形态利益”。
除此之外，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财長在8月“這些公司抵制能源公司的行為違反了該州的能源歧視消除法案”為由，指控6家資産投資公司違法并禁止其在本州開展業務。得克薩斯州總檢察長在10月要求州和地方政府機構留意可能“抵制能源公司、歧視槍支公司”的債券承銷商，并列出了22家企業的名單，指控它們違法。
在這樣的背景下，ESG在商業上也受到廣泛的質疑與反對。
比如在2023年5月召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東大會上，巴菲特再次将股東提出的6項ESG提案全部否決。可口可樂也将原本發布的《商業與ESG》報告改名為《行業與可持續發展》，還有更多企業開始減少在公衆場合提到ESG的次數。
二、歐洲：紮緊政策的籠子
和美國面臨的複雜問題不同，2023年，ESG在歐洲雖然也面臨着更嚴格的監管，但主要的問題其實“漂綠”。
衆所周知，過去兩年間，由于俄烏沖突導緻的全球能源價格上漲，對歐洲的沖擊尤為劇烈，歐洲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基金雖然打着ESG的名義，卻仍然在大量買進傳統能源公司的股票。
2023年初，歐盟一項調查發現，在歐盟市場出售的各種産品的環境聲明中，有大約一半是誤導性的或缺乏根據的。而晨星公司的數據顯示，目前有1200隻總計持有價值70億歐元傳統能源公司股票的基金帶有ISR标簽，其中45%的基金持有石油和天然氣股票。
為了避免許多基金打着ESG的旗号誤導投資者，整個2023年，歐洲持續落地多項法案以加強對ESG基金的監管。
比如2023年2月，歐盟就綠色債券标準達成臨時協議；3月，歐盟又公布綠色協議産業計劃框架下的《淨零工業法案》和《關鍵原材料法案》提案，并提交《綠色聲明指令》最終提案......整個2023年，歐盟推進相關法案達到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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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國家，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在2023年11月推出了新版《可持續發展披露要求（SDR）和投資标簽》，新規要求，至少70%的産品資産必須根據其可持續性目标進行投資，公司還必須披露産品中持有其他任何資産的原因。
到今年1月，法國也推出了新版社會責任投資（ISR）标簽，旨在規範社會責任投資，實施更嚴格的ESG篩選标準，其中包括禁止投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新版ISR标簽要求，在其标簽下運營的基金，将從2025年起禁止投資任何啟動新的碳氫化合物勘探、開采或煉油項目的公司，以及開采煤炭或非常規資源的公司。同時必須将至少15%的資金投向擁有與《巴黎協定》目标相符且制定了能源轉型計劃的公司，而且這一比例将随着時間推移逐步提高。
從歐盟到英國，再到法國，大量新規法案的落地，最終目标都是為了提高散戶投資者對能源轉型、綠色環保、氣候行動等問題的認知，并盡可能地消除“漂綠”風險。
但問題恰恰也出在這裡，由于純粹投資ESG的基金其實并不怎麼掙錢，這就導緻新規陸續發布之後，歐洲大量資金開始從ESG基金中流出，許多基金甚至開始出現無人問津的狀态。
目前，歐盟是全球可持續基金份額占比最大的地區，擁有全球85%的可持續基金資産，但整個2023年前9個月，歐洲可持續基金中有四分之一的資金出現了外流，到三季度，甚至還創下了資金淨流入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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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SG，理論與實踐的錯配
從美國社會對ESG的對抗，到歐洲頻繁發布的監管法案，其實暴露的都是ESG當前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即ESG理論與實踐的矛盾。
這種矛盾，首先體現在公衆的輿論導向和公衆的實際認知的錯配上。
在公衆層面，這些年随着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等理念深入人心，絕大部分投資者、甚至消費者都有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比如如今越來越多消費者選擇購買人造“貂皮”而不是真實貂皮，并将其作為一種“環保”的象征。即在很多時候，環保已經成為一種時尚。
但另一方面，ESG其實并不隻有環保和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在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中，環境隻是其中的一部分。ESG更豐富、複雜的内涵，在于企業的社會價值和公司的内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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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如今大多數普通投資者對後兩者的概念了解得并不清晰，以至于很容易在一種宏大叙事下被市場的情緒引導，将本應該理性的投資轉變成的一種情緒的消費。
比如，在從歐洲到美國，許多基金打着ESG的旗号募資，在宣傳時表示資金将被用在投資ESG價值較高的企業，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這些基金仍然以業績為導向，為了追求利潤而重倉石油等傳統能源甚至高污染的行業。
而這其實也是許多ESG基金面臨的“漂綠”問題的原因，這件事情也讓整個市場變得更加混亂。在普華永道發布2023年全球投資者調查報告中，有94%的投資者認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存在一些未經證實的主張，這一比例比去年還有所增加。
而ESG理論與實踐矛盾的第二點在于，随着ESG的發展，許多理念也越來越激進，這些激進的理念與企業經營的時間并不相符，這就導緻許多ESG措施，雖然在理論上是正确的，但在企業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并不合理。
比如在2021年的時候，就曾有股東向伯克希爾哈薩維提出，要求伯克希爾公布旗下所有子公司的ESG報告。而巴菲特也當即表示，“要求所有子公司披露ESG報告是愚蠢的。”
這中間其實涉及許多難題，比如伯克希爾在全美有70個不同業務的子公司，覆蓋能源、交通、食品等多種行業。不同行業需要披露ESG的标準和維度不同，且伯克希爾在不同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也有高有低。
所以，雖然讓所有公司都披露ESG的出發點是對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沒有可執行性。伯克希爾沒有辦法通過一張整體的報表和标準将這些信息都披露出來。
除此之外，還有股東提出ESG議案，要求伯克希爾将董事長職位和CEO職位分開。目前，兼任這一職位的是伯克希的創始人巴菲特。
從理論上講，這一設定有助于規範企業治理，權責分明。但從實踐上講，兼任董事長與CEO的巴菲特，顯然更有利于伯克希爾的發展。
所以，理論是純粹的，但實踐是複雜的，好的理念并不意味着總能帶來好的實踐。
不講究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實際情況，而一味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要求企業符合ESG的标準，其實就像三體中嚷嚷着要審判邏輯的地球人一樣，他們名義上的正義，實際上恰恰将地球推進了事實上的深淵。
而這其實也表明，雖然ESG發展到今天已經走過了整整20年，理論發展也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但從理論到實踐，其實還存在一個非常巨大的鴻溝需要跨越。
而這個時候，恰恰是需要ESG冷靜下來，重新思考自己的最終目标與現實價值，思考如何将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偉大目标與實際的商業邏輯結合起來。
這可能是整個2023年，ESG從過熱到過冷這個巨大轉折背後的行業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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