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走馬财經
作者|走馬的漢子
前兩天，93歲遺孀露絲・戈特曼的善舉在全球刷屏：她的丈夫大衛・戈特曼是股神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爾的早期投資者，擁有該公司6402股A類股，伯克希爾的股價高達每股61萬美金，這意味着大衛持有的股票價值36億美元以上，他與巴菲特的友誼長達60多年，在1963年投資巴菲特的公司後，他的資産價值上漲了6000多倍，60年間兩個人每周都會通電話，直到2022年大衛離開人世，享年96歲。
大衛将這筆遺産全部留給了自己的妻子露絲，并告訴她：去做你認為最有意義的事。露絲・戈特曼是愛因斯坦醫學院的教授，同時也是該校董事會成員，在學院任教和從事研究已近60年。在思考了近兩年後，她做出了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決定：将遺産中的10億美金捐給愛因斯坦醫學院，并要求所有的錢都要用在學生身上，該校學生未來将享受永久免學費資格，在校學生過往交過的學費也将被報銷。美國醫學院學費通常非常昂貴，以愛因斯坦醫學院為例，該校學費一年6萬美元，學校每年招收約125名學生，以4年為限總共約500人，這意味着所有學生每年的學費負擔大約3000萬美元。
美國目前處于加息周期，利率高企，10億美金存銀行一年大約有5000萬利息，雖然這種高利息未必可持續，但是長期來看維持3%的年化收益率是問題不大的，所以這筆錢要負擔學生們的學費支出毫無壓力。
伯克希爾公司的股票過去60多年維持了20%左右的年複合增長率，因此，如果這些資金仍以伯克希爾股票的形式存在，每年的盈利應該遠遠超過3000萬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愛因斯坦醫學院不是美國第一家實現學費永久免除的醫學院，此前紐約大學醫學院已經實現這一點，同樣受益于富豪的捐贈，美國家居巨頭家得寶的創始人肯尼斯・朗格尼和伊萊恩・朗格尼夫婦在過去多年持續投入，幫助紐約大學醫學院實現了這一目标。免學費對學校的提升是巨大的，以紐約大學醫學院為例，它是2018年開始免學費的，在此之前已經是醫學院裡的佼佼者，美國醫學院裡排名第十左右，免學費後迅速提升到了前三，與哈佛、約翰霍普金斯齊名。
向大學捐贈是歐美富人的傳統，延續已有幾百年，世界上許多現存或消失的大學，都因捐贈誕生。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學，就由鐵路富豪利蘭·斯坦福及他的妻子簡・萊思羅普・斯坦福于1891年共同創立，大學以他們因傷寒去世的兒子小利蘭・斯坦福為名，以表紀念。兒子去世時（1884年），夫妻倆正處于六十歲生日前夕，利蘭・斯坦福曾告訴妻子：“以後所有加利福尼亞的小孩都是我們的孩子（斯坦福在加州）。”英國殖民者1636年在美國成立了哈佛大學。最初，這所大學被稱為新市民學院（New College），并在1638年收到一筆價值780英鎊的捐贈，這是該校當年全部财政撥款的兩倍有餘，這筆捐款來自于一位名叫約翰·哈佛的牧師，他在去世前留下遺囑将自己的财産用于學校的建設和發展。根據他的意願，學校于1639年3月13日正式更名為哈佛學院，以表彰他對教育事業的貢獻。說到“消失的著名大學”，嚴格意義上來講，燕京大學也是因捐贈誕生的著名學府。燕京大學誕生于1916年1月31日，由當時的三所大學合并而成：北京彙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原稱貝滿）與通州協和大學。其中彙文和貝滿都是教會學校，他們的資金主要來源是捐贈和募資，時任校長的司徒雷登每年都會抽空回美國向富人募資。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學社，讓燕京大學和哈佛大學聯系在一起，也迅速的擁有了國際影響力。其資金來源是美國鋁業大王霍爾名下的一筆巨額遺産捐贈。在僅存的30多年曆史中，燕京大學的名師與著名畢業生名單燦若星河：司徒雷登、冰心、鄭振铎、周作人、錢穆、俞平伯、陳寅恪、費孝通、馮友蘭、張東荪、顧颉剛、孫道臨、吳宓、周汝昌、黃昆、梁思懿……50年代院校調整後，作為私立大學存在的燕京大學顯得不合時宜，被拆分進了一系列著名大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參與組建北京政法學院（如今的中國政法大學）；經濟系參與組建中央财經學院（如今的中央财經大學）。燕京大學的校園交給了北京大學，這就是燕園校區，包括未名湖、博雅塔等北京大學知名的建築，其實都是燕京大學的曆史古迹。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時，美國鋁業大王霍爾旗下的慈善機構向該學院捐贈了150萬美元，這可能是燕京大學曆史上收到過的最大單筆捐贈。1928年的150萬美元是什麼概念呢？1928年美國GDP僅僅1039億美元，2023年GDP達到27.37萬億，是當年的263倍，等比例估算的話，當年的這筆捐贈大緻相當于今天的3.9億美元。如果你覺得這樣估算太粗糙，我們可以從另外兩個緯度估算。1928年好萊塢片酬最高的女演員大約30萬美元，今天片酬最高的女演員大約3500萬美元，以這個比例估算，當年的150萬美元大約相當于今天的1.75億美元。此外，1928年美元與銀元的彙率大約是1：1.6，而中國當時最火的女演員蝴蝶片酬是2000銀元一部，同時有2000元每月的固定薪酬，假設她一年拍3部電影，加上每月固定薪水年收入大約是3萬元。當時教授、老師是薪酬非常高的人群，著名教授年薪高達4000元左右，小學老師年薪大約500元，縣長年薪大約250元，北上廣無錫等大城市工人年薪大約120元，普通警察年薪大約24元（屬于底層），魯迅1928年通過稿酬和教書可以拿到大約6000元的年收入。150萬美元相當于240萬銀元，是影星蝴蝶年收入的80倍，社會名流魯迅年收入的400倍，小學老師年收入的5000倍，縣長年收入的1萬倍，一名大廠員工年薪的2萬倍，普通警察年收入的10萬倍。當年魯迅和弟弟周作人在北京二環内合買的一套三進四合院，有21個房間，一大家子人住，不過3500元。後來兄弟失和，魯迅又出去随手買了一套四合院，毫無壓力。我們可以想象燕京大學當時這筆捐贈有多麼巨大。許多人印象中，資本都是面目可憎的，“萬惡的資本”成為人們的口頭禅。
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杭州，畢生所學幾乎都獻給了中國，在擔任燕京大學校長期間，他每年暑假都會去美國為燕大籌款，把燕大從一所普通的中國大學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與這所大學相關的名師和校友幾乎占據了那個群星璀璨的年代的半壁江山。他的妻子葬在燕園，自己去世後也安葬回了出生地杭州。
露絲将丈夫的巨額遺産，捐贈給自己任教的醫學院，挖掘更多優秀的醫學人才，将來這些學生将流入美國各大城市的醫院、研究所、科研機構，成為社會的棟梁，造福美國人甚至全人類。
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并沒有貪圖地上的六便士，而是仰望星空，完成了造福人類、反哺社會的使命。
好制度能激發人的善意，壞的制度能逼迫人生出惡意。這個道理同樣适用于資本。當社會制度、環境高度承認、保護私有财産的神聖不可侵犯時，人們對自己擁有的資本抱有絕對的安全感，反而更願意分享自己的資産去讓世界變得更好，維持這個世界良性運轉。弱水三千一瓢足飲，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子女的需求也有限，當自己擁有的資本遠遠超過自身和子女的需求時，将多餘的捐出去，不僅可以在道德上擁有更多滿足感，又可以讓資本放大利用效率，讓孩子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何嘗不是另一種深深的愛呢。相反，如果私有産權得不到很好的保護，人們對自己擁有的資産缺乏安全感，就需要更多的資産提高安全感，反而不敢放棄擁有的一切，進而希望子女也有更多保障，那麼理性的策略，當然是将所有财産都留給子孫，最好是同時能進一步轉移到海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似乎很難逃出等級森嚴的圈套：長幼有别、尊卑有序，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要成為人上人，要讀好書賺大錢做大官，本質上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思維，權大一級壓死人，錢多一級才能做人上人，每個人都不得不擁有更多的資本，站在更高的位置，維持自己的安全感、舒适感，凡事要比個高低、分個高下，處處要比人強才舒服、滿足，這是自設心門、自困于己，一輩子都走不出欲望的圈套，到死了當然是将财産都留給子女比較好，不然他們就可能成為人下人，那怎麼得了。加上東亞傳統奉行較為單一的價值觀，無論讀書、就業還是其他，通常都是擠獨木橋的打怪升級模式，所以遍地内卷，哪裡還有心思仰望星空呢。
西方文化更推崇“人人生而平等”，有了這個文化背景，就不會單維度評判人，在學習層面，對學生有更豐富的評估體系，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興趣；在職業發展層面，推崇個體自由，探索自己的潛能，而不是簡單地以成績優劣、收入高低、職業貴賤評判一個人的價值，實際上大學教授的收入與卡車司機、農場主，誰高誰低還真不一定。即便你是全A的好學生，也不一定有校隊裡的體育生受歡迎。
尋找自我、發現自我、超越自我是比賺到多少錢更重要的事，或者說前者才是人生的意義，賺錢隻是附帶的産品。有時候過度的财富未必帶來自由，反而是枷鎖，尤其是當一個人的認知不足以支配他所擁有的巨額财富的時候，所以，與其給予子女天價财富，還不如幫助激發孩子的潛能，幫助他成為更好的人。此外，社會保障體系、慈善抵稅、資本是否帶有原罪的程度，也決定了不同地方的資本，在流轉方向上的差異。
簡單地指責、抱怨别人為富不仁，總是最容易的，弄清楚這背後的原因，或許能更好地認識和理解财富、資本，也可以更好地看清這個世界。
